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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近器官捐献协调员 揭示神秘职业背后的悲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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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【 图为:因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努力,不少生命得以重生(记者刘蔚丹摄) 楚天金报讯 文/本报记者胡彩丽 高琛琛 通讯员蔡敏 高翔 李锐 图/本报记者刘蔚丹 2015年国庆节假期7天,同济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吴迪一天都没有休息。 这几天,在她和团队人员马不停蹄的奔波下,五个逝者的家】
    正文:

走近器官捐献协调员 揭示神秘职业背后的悲欢

图为:因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努力,不少生命得以重生(记者刘蔚丹摄)

    楚天金报讯 文/本报记者胡彩丽 高琛琛 通讯员蔡敏 高翔 李锐 图/本报记者刘蔚丹

    2015年国庆节假期7天,同济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吴迪一天都没有休息。

    这几天,在她和团队人员马不停蹄的奔波下,五个逝者的家属在同济医院大义捐献出了死者珍贵的器官。

    一边是家属在告别亲人时的痛苦和不舍,一边是器官受捐者走下病床时,脸上重泛明亮的光泽,心中燃起希望。正是器官捐献协调员,连接起了生命的两端。

    自2010年3月中国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,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新职业就诞生了。联系“潜在捐献者”的家属,宣讲有关政策法规,并完成捐献法律手续,协助医院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,是协调员的职责。

    今年1月1日起,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,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,成为器官捐献使用的唯一渠道,这标志着,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了更文明的新阶段。在以百万计的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面前,协调员的工作意义更为深远。

    只是,当楚天金报记者走近他们,了解他们的工作时,才发现这其中的艰辛和曲折。

    最艰难

    “麻烦你报警好吗?”

    协调员遭围堵 请家属报警才获得信任

    正在家属痛哭流涕时,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告诉他们——亲人生命已经远去,但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可以做,那就是捐献器官,而且还得争分夺秒,这无疑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。横亘在“情感关”之前,首要的是“信任关”,被信任了才有机会与逝者家属对话。

    武汉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,是专职协调员之一,从2010年第一例多器官捐献者开始,51岁的他已参与了上百例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。

    一次,骆钢强和161医院的刘峰医生一起去孝感农村,准备接一名捐献者到武汉。傍晚,捐献者家属同意后,签完了协议,两人准备启程返汉。就在这时,捐献者的远房叔叔赶到逝者家中,一到就指责他们是“骗子”。两人拿出证件,却被对方一把推开:“忽悠谁呢?这种玩意10块钱一张,我也能办。”

    当时天色渐暗,村里围过来五六十人。被围在中间的骆钢强明白,当天不仅很难接到人,而且不好脱身。最后,他心下一动,干脆礼貌地对远房叔叔说:“要不,麻烦你报警吧!还有,这是我工作单位的地址和电话,你也可以打几个电话去核实一下。”这样,围拢的人才渐渐散去。第二天,这位远房叔叔在暗中核实了他们的身份后,向骆钢强道歉。“最后,这位志愿者捐献了遗体。要化解不信任,我们只能一次次耐心解释。”骆钢强说。“做这个工作四年以来,我已经能够接受,被骂被质疑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绪反应。”中南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80后小伙司晶这样告诉记者。“对方刚失去亲人,情感上还不能接受亲人去世的现实,正在最痛苦的时候,就像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。”

    一次,司晶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一家医院的ICU门口,当时,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刚因脑外伤而脑死亡。当他说明自己的来意时,伤者的哥哥忽然从沉默中爆发,揪住司晶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:“你信不信我揍你!还不滚!”这时,逝者的其他家属也一起围了上来。此时,司晶知道再说下去已无济于事,只能平静地说:“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难过,我都理解!还请多多保重!这是我的电话,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找我。”然后递过自己的名片,转身告别离开。“有15%-20%的捐献者,是自己主动联络红十字会捐献。其他不了解的人,需要协调员上门讲解政策。而这其中,大约80%的家属会在开始时表现出愤怒或者质疑。”司晶称。“我每一次去见逝者家属之前,已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,所有的情况都可能发生。只要你真的理解他们,就不会感到心里委屈。”

    最遗憾

    协议书已签好 家属犹豫了

    在情感和理智斗争中失去捐献机会

    2013年的夏天,同济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吴迪于晚上9时匆匆赶至孝昌县人民医院。当时,吴迪刚满25岁,才做协调员不久。医院里,有一位50多岁的男性不幸因车祸而脑死亡,人已进入深度昏迷,靠呼吸机和药品在维持。在一个办公室内,吴迪面对着患者的妻子儿女,还有所有的亲属大约十五六人,一一地讲解病情和捐献政策。患者的妻子,含泪同意了捐献。只是,在签署协议书之前,家属先是通过各种机构来了解吴迪的证件是否合法,然后又详细询问捐献流程等等。等到所有的质疑点全部消除后,已到了深夜12时。签完协议书后,患者的血压已极不稳定,生命体征细若游丝,随时有走的可能。

    凌晨2时,患者被护送到了同济医院。此时,如果家属不放弃抢救,那么移植手术仍不能进行。尽管在理智中知道,丈夫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,可是这位善良的妻子却一再徘徊在抢救室门口,一再念叨着:或许还有救呢?所有的亲戚也都一起赶到医院,劝她再等等,再等等。

    凌晨3时,患者突然心跳骤停,但家属还不同意手术,要求医生再救一次。医生们全力以赴:按压、电击、心跳复苏……而每抢救一次,器官的功能就会受到较大的损害。吴迪将这个告诉了家属,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。

    凌晨5时,患者心跳再次停掉。而这次,医生用尽了所有的手段,还是没能将病人抢救回来。只是,最后一次抽血化验表明,死者的肌酐值已超标数倍,肝脏也有部分已因缺氧而坏死。看着检测结果,医生遗憾地宣布:死者的肝肾已不再适合移植。

    患者家属不太清楚的是,就在他们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之后,已有3位等待已久的患者通过电脑排序获得了移植的机会,他们连夜赶到医院等待手术。而凌晨的手术室内,医生们都已做好了术前的准备工作。只需五六个小时后,这3个病人就可以重新改写生命结局。当捐献失败的消息传来,他们只能无奈地离开医院。

    这些吴迪都知道。她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凌晨5时,跟十几位家属整整说了9小时的话,安抚他们的悲痛,耐心地解释各种问题,却没料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平静地离开ICU后,在医院的楼梯间一个没人的角落,吴迪走路已有些摇摇晃晃,眼泪顿时哗哗而下。

    一周后,那位逝者的妻子通过医院转告给吴迪一句话:“没能捐献成,我们也真的很后悔,当时,要不那么纠结就好了!”

责任编辑:杨若琛

备注:本文章为原创文章,版权属于原创作者,如需要请联系原创作者。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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